[编者按]在上海交通大学快速发展的征程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时刻胸怀祖国，关心国家命运，虽未曾居庙堂之高，但却从未忘忧国；他们在工作岗位上脚踏实地、甘于奉献，虽未成就惊天伟业，但却绽放绚丽华彩，我们亲切地称他们为“劳模”。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锐意进取、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校园氛围。“劳模风采”栏目将陆续推出一批上海交大有影响力的劳动模范，让我们一起聆听他们光阴的故事，走近那段不平凡的岁月。
与法结缘，是偶然，也是必然
王先林出生于安徽西部的一个小山村，家庭条件谈不上富裕，教育水平也非常有限，王先林就是这样的环境中完成了人生前十二年的学业。“当时我们的农村中学是很封闭的，我们读书的目的也非常单纯，谈不上考什么专业，只要能够考上大学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王先林道出了当时他所面对的教育环境。当时，专科已经代表了非常不错的成绩，更别提考取难度更大的本科。考取哪所大学哪个专业都不重要，只要能考上即使被调剂安排也能够接受，王先林也是这群人中的一个。
“在我高考之前，我对法学这个专业从来没有听说过”，王先林谈论起自己填报法学专业的经历：“当年安徽大学在本省的招生名额较多，其中法学专业的录取名额在文科的各专业中是最多的，当时志愿填报是在高考分数公布之前，因此为了保证能够被录取，我就填报了这个志愿。但高考分数公布后，我的分数超过了国家重点线。”如此，王先林便被录取在了安徽大学攻读法学专业，这对于他本人而言确实是一次偶然。
尽管初入校时，王先林对法学知识还很生疏，但他认真地修读专业课程，虚心向老师请教。随着他逐渐深入到法律的世界中，他发现“法”字与自己已经产生了不解之缘。“虽然一开始对法学专业的选择是偶然的，但结果却是幸运的，因为我发现自己非常喜欢这个领域”，王先林说道。当时的安徽大学，虽然还不是国内知名的重点大学，但其文科的实力在安徽省内是首屈一指的，校内一些专业的师资力量即便与今天相比也是十分强大的。“我就读法学专业时，安徽大学是全国最早恢复招收法学本科生的大学之一”，王先林介绍当年的教学情况：“当时校内拥有好几位国宝级的法学大家（如陈盛清教授、周枏教授等），也有多位后来成为法学大家的青年才俊（如史际春老师、袁曙宏老师等），是学校非常宝贵的教师资源，我也很庆幸当时能够受到这些大家的熏陶”。正是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下，王先林坚定了自己学法的信念，跟随老师刻苦研习，很快在本年级招收的一百余位学生中脱颖而出。
由于本科阶段成绩优异，在四年本科生涯结束之时，王先林获得了校内法学专业唯一的推免名额，从而留在本校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当时国内开设经济法学硕士点的仅有三所高校，因此在三年硕士生涯结束后，王先林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国政法大学申请到了硕士学位。“所以我的研究生学历证书是安徽大学颁发的，而法学硕士学位证书是中国政法大学颁发，这种现象在我那一届之后就再也没出现过了”，王先林对记者说道。
硕士毕业后，王先林选择了留校工作。在当时条件下，教师工资并不高，住宿环境也很差，这看起来似乎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而王先林正是凭着这份对法学的热爱作出了无愧于心的选择。“当时许多同学选择从事律师行业，或是到法院、检察院等国家机关工作，工资和其他待遇都高很多，与今天毕业留校难的情况不同，我们当时留校都是有许多领导做思想工作的”，可见当时愿意坚守在这三尺讲台的人少之又少。工作几年后，国内首批经济法学博士点设立，王先林在征得单位同意后，于1998年又在职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法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由于研究能力出众，在就读当年底就在安徽大学被破格晋升为正教授。博士毕业后，王先林继续在安徽大学工作并到武汉大学法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于2005年来到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工作。即使在工作中，他也始终没有放松学习，不断地汲取知识提升自己。正是对法学的坚定信仰和对学术的钻研态度，让王先林在法律事业中越走越远。“开个玩笑说，我也做不了别的事，能从事自己喜爱的法学专业我觉得很幸福”，这正是王先林与法结缘的必然。
坚定方向，是责任，也是使命
在与法同行的三十余年中，王先林接触了法律的各个领域，但其中最让他钟情的还是竞争法特别是其与知识产权法的交叉领域。作为竞争法的核心组成部分，国内的反垄断法是在2007年才颁布的，距今也仅有10年的历史，当时更不要谈其与知识产权法的交叉部分了，这在国内的法律界实属一个新兴领域，即使在国外也主要是在最近二三十年才受到较多关注。“我最初开始研究这个领域的时候，这在国内是一个相当超前的概念，当时我国这方面的立法都还没有，更不要说相应的行政执法和司法案例了”，王先林道出了当年这个领域研究的困难。
谈到当年为什么会开始关注到这个研究领域时，王先林谈及1995年第一次去美国交流的经历。“当时6周的学术交流让我感到非常吃惊，这个在国内无人问津的话题，在国外却拥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和丰富的学术成果。”深受启迪的王先林在当时的交流期间特别注意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在其他同事外出参观游览时，他在图书馆中认真阅读查找整理，将大量的学术资料带回国以便后续研究。这些资料在后来王先林的研究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当时拥有了这次赴美国交流的机会，他成功捕捉到了国内法律体系的空白点，从而针对这个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尤其是后来又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到美国从事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方才产生了今天的大量成果。
在这个几近空白的领域中，王先林进行了大量的摸索和研究，摸索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王先林在自己的博士毕业论文开题时，选择了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的交叉领域作为研究对象，但老师们听到这个选题时，都不禁有些担忧。“在开题答辩的时候，虽然大多数老师没有直接否定我的选题，但他们有一种担心和怀疑，不过好在导师支持我在这一新兴的领域多做探索”。开题时的不顺利，丝毫没有影响王先林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兴趣，他仍然坚持这个选题并顺利地完成了近30余万字的博士论文。之后，这篇论文经过修改完善，在博士毕业的当年就由法律出版社出版成书，这便是《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问题研究》。书籍一出版就在国内的法律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为国内这一领域的研究开创了先河。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知识产权的相关政策与法律，不仅涉及对知识产权人的利益保护问题，也有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考量。谈到这里，王先林举出了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的例子：“中美两国曾经进行过多次知识产权的谈判，这并不纯粹是知识产权的问题，更与两国的经济贸易等方面挂钩，曾经有两次谈判差点谈崩，但最后还是在紧张的氛围下达成了协议”。足见知识产权法在国家的科技、经济乃至国际贸易中的重要作用，无论是保护不足还是保护过度都可能造成巨大的危害。当年国内法律界一度认为在知识产权领域谈论反垄断问题是无知的表现，但王先林敏锐地察觉到了其中的问题，“各国的法律都是基于其自己的利益考量产生的，正如美国一方面对知识产权进行强保护，但另一方面又对知识产权的的行使加以限制，当中的平衡点需要把握好，而我们以往只强调前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后一个方面，这种观念和做法是需要改变的，”王先林的解释一语中的。尽管面临各方面的困难，王先林始终坚持自己的选择，在这一领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最终让国内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王先林这种敢于质疑、坚持探索的学术态度和敏锐的学术眼光，为我国这一领域的学术发展和制度完善做出了贡献。
桃李耕耘，是辛劳，也是幸福
王先林在求学期间受到许多法学大家的教诲指导，也得到了学校的精心栽培，因此当身份转换，自己成为教师之时，他也努力投身到法律人才培养的工作之中，希望能够为中国法律界培养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王先林始终认为，传道授业解惑是一名教师的天职，特别是对于法学教师来说，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对学生的学术思维和职业理念产生影响。“我们作为教师，不仅仅要关注到自己的学术成果，更多地要关心如何培养学生，让他们在学术道路上少走弯路”，这是王先林对教书育人的一贯态度。
虽然教育模式往往具有一定的本土性，但王先林认为中国的法学教育还是应该适当地向西方学习。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国内的学生往往倾向于听老师传授知识而不喜欢自己主动表达，当老师提出问题时，即使自己知道答案也很少主动回答。在王先林看来，这种单向传授知识的教育模式不利于学生与老师之间的交流，学习的效率也比较低下，因此在他的课堂之上，他总是鼓励学生积极表达自己的观点。“无论是专业课还是通识课，我都希望同学们能主动开口，不要怕自己讲错，开口表达是最重要的，正是知道了错误的地方，老师才好有针对性地给予学生点拨，这样下次就能举一反三，避免错误”，这是王先林的教学之道。通过这样相互交流的学习模式，学生往往能收获更多，在他的课堂上，发现错误远远比隐藏错误更重要。
由于法学院的学生类型比较多，他们又往往拥有多元的家庭和教育背景，因而王先林主张对于不同的学生都要做到因材施教、分类培养，但又要统一标准、一视同仁。“就好像法学硕士生与法律硕士生”，王先林拿出了身边最熟悉的例子：“虽然他们同属于硕士生层次，但培养的目标和侧重点不同，这就需要有相应的培养方案和教师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谈到自己最希望传授给学生的东西，王先林给出了独立思考与发现问题能力的答案。他认为，从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再到发现新问题的过程，是科学研究中不断重复的片段，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要始终保持独立的思辨能力，不要盲目跟风，这样才能不仅学到了知识，也提升了能力和素质。这样年复一年培养学生的工作固然辛苦，但每当王先林看到学生们求知若渴的眼神和解决问题后的喜悦，他都觉得这种辛苦也是一种幸福。
学校每年都有优秀的青年教师不断加入，王先林对他们的建议是：“学校新引进的优秀教师面对问题都有自己的判断和思考方法，他们的知识结构与国际化能力通常都要超过我们这些老教师，当然我们的工作经验更为丰富，所以我希望年轻教师能多培养吃苦耐劳和坐冷板凳的精神，不要急功近利，而要趁着年轻时做好学术积累，以后的很多事就能水到渠成”。在王先林看来，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一代代的交替都是一个学校乃至国家发展的必然进程，正是在这样的传承中，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才会更加繁荣昌盛，这也正是王先林在法学事业上终身奋斗的目标。
劳模小传：
王先林，男，1965年生，安徽霍山人。1987年、1990年和2001年分别获安徽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2002-2004年在武汉大学法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作为2007-2008年度“中美富布赖特研究学者”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从事访问研究一年。1998年被破格晋升为教授。2003年被选聘为安徽省“皖江学者计划”首批讲席教授。曾任安徽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
现为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院常务副院长、经济法学科带头人，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曙光学者”。兼任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国家工商总局市场监管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法学会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法学会竞争法研究会会长，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兼职政府法律顾问等。曾被聘为商务部WTO贸易与竞争政策专家咨询组成员，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反垄断法审查修改专家顾问委员会成员，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专家库专家和专题核心研究人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竞争法和知识产权法。主持了包括国家社科规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软科学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重点项目等课题，发表论文100余篇。获得包括安徽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二等奖、“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三等奖、司法部第三届全国法学教材与科研成果一等奖等多项奖励。2002年获第三届全国“杰出中青年法学家提名奖”，2004年被国家教育部、人事部授予“全国模范教师”称号，2005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8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9年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七部门批准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并被授予“上海市优秀中青年法学家”称号，2012年获上海市育才奖，2015年获宝钢优秀教师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