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交大校园中，既有优秀的教书先生言传身教、立德树人，育得桃李满天下；亦有辛勤的科学工作者静水流深、开拓创新，为国家科技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既有前辈名师勇于拼搏，敢为人先，在奋斗中成就伟业；亦不乏后起之秀一往无前，接续奋斗，将交大精神代代传承。尽管他们的专攻方向不同，人生经历各异，但他们的身上都跳动着交大人独有的“匠心”。校工会特开设「匠心交大」专栏，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交大工作者对学术的赤诚之心、对工作的忠诚信念，对社会的热切关怀，激励交大教师们奋发上进，推动交大各项事业再上台阶。

邓子新，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美国微生物科学院院士。现担任微生物代谢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长，中国农业生物技术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工业微生物遗传学组织专家委员会（GIM-IC）主席。他是首届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奖（1994）得主、“中国青年科技奖”（ 1994）得主、上海市十大科技创新英才（2005）、上海市科技领军人物（ 2006）、上海市劳动模范（2007）、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2008）得主、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08）得主、全国先进工作者（2010）、何梁何利奖（2012）得主、谈家桢生命科学成就奖（2017）得主。长期从事微生物代谢的分子生物学研究，主攻放线菌遗传学及抗生素生物合成的化学生物学，打开DNA硫修饰新领域，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300 余篇研究论文。

【匠心宣言】在科学研究中，有时候难免要面对失败、面对挫折、面对逆境，这个时候，必须埋头苦干，相信自己。要耐得住寂寞，有敢于把冷门捂热的勇气、执着和毅力。

从山村农家走到世界科学最前沿

1957年，邓子新出生在湖北房县的一个贫苦农家，五个兄弟姐妹中他最小。父母显然对这个小儿子寄托了最多的希望，指望他长大成才，过上美好的新生活，于是取名为“子新”。邓子新没有辜负父母的期待。每天白天，懂事的他要在工地上帮忙干活，为了抓紧时间学习，他便“透支”晚上睡觉的时间，经常夜里睡不过3小时。终于，邓子新迎来了恢复高考的转机，这也成为他生命中的一次重大转折。1977年，村里人都知道了这个前一天还在工地干活儿，第二天就带着满身泥土进考场的山里娃。那一年，邓子新成为华中农学院（今华中农业大学）土化系微生物专业的一名大学生。

经过四年的大学锤炼，邓子新毕业后获得了留校任教的机会。当时，华中农学院院长、土壤微生物学家陈华癸院士和微生物学教授周启对他十分赏识，便推荐他到英国约翰 · 因纳斯研究中心，在链霉菌分子生物学权威戴维 · 霍普伍德教授门下深造。这个从贫困山区走出来的少年，一步步走到了现代科学领域的最前沿。

在英国约翰 · 因纳斯研究中心学习期间，邓子新像是进入了一个充满魔力的磁场，贪婪饥渴地吮吸一切新鲜知识和营养。他几乎放弃了所有的节假日，也无暇和普通年轻人一样，流连于伦敦闹市的繁华。邓子新每天的行程路线极其简单：课堂、实验室、图书馆三点一线，夜以继日地实验、观察、思考。有一天，邓子新脑中突然闪出一个新想法，翻遍教科书和资料却没找到答案，他迫不及待地向导师汇报，霍普伍德教授思考许久后对微笑着说：“这是微生物送给你的礼物。”教授鼓励他继续研究，同时立即决定终止他原定于用两年时间攻读硕士学位的计划，资助他进入东安格利亚大学注册转攻博士。就这样，邓子新用短短三年的时间，完成了硕士和博士学业的两级跳。

1987 年5 月，邓子新顺利地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戴上令众人钦羡的英国皇家博士帽。在此期间，他还先后拥有“从分子水平上阐明了一个链霉菌的启动子和一个终止子在大肠杆菌中的表达”等四项世界级的科学发现，论文分别发表在当时的世界级权威科学刊物《基因》《核酸研究》《分子遗传和普通遗传学》上，获得了业内的高度评价。此时邓子新前途一片光明，约翰 · 因纳斯研究中心竭力挽留他成为博士后，也有许多科研机构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一边是国外优渥的科研条件、丰厚的物质待遇、众多的就业选择，一边是国内百废待兴的生命科学领域、窘困的科研基础，邓子新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国。带着对祖国的满腔热忱，1988 年6 月，邓子新带着新婚妻子回到了华中农业大学任教，过起了拿着90 多元月薪，搞基础研究的小日子。

坚守20年破解DNA 新密码

日子过得波澜不惊，研究的科学难题却一个接一个。1987 年底的一天，邓子新在做一批细菌DNA的电泳实验时，发现在同一块电泳凝胶上，一些细菌的DNA发生了降解，而另一些细菌的DNA则不降解。这原本是一个被解释为“人工污染”的常见现象，但在那一刻，邓子新突然对这个解释产生了怀疑。“我认为这不应该是DNA提取过程中人工操作的问题，倒像是由不同生物自身的遗传特性决定的，所以，我就想究根问底。”

死咬难题不松口，邓子新花了十年时间来证明自己的怀疑是有依据的。1997年，他和同事一起将有关基因分离出来，分析结果暗示，这些基因编码的蛋白质与硫有关。然而，由于此前人类所知道的DNA修饰只有甲基化一种，邓子新的发现遭遇到学界的普遍质疑，论文发表不了，也无法申请实验经费。每应付一个质疑，都要花上一年半载的实验来解答。

所幸，2000 年适逢上海交通大学创办Bio-X生命科学研究中心，邓子新得以与交大结缘，不仅在研究中心组建了微生物遗传学团队，设备和试剂条件也得到了极大的改观。2004 年，邓子新在实验中证实了细菌DNA分子中硫元素的存在，他的研究成果也随之进入国际视野。

探寻真相的过程，如此曲折、漫长。在经过了二十年的艰苦研究之后，邓子新关于DNA上硫修饰的结论，才得到国内外权威机构的广泛认可。在这个不被人看好的科研项目上，邓子新用二十年的沉默、二十年的坚持和二十年最珍贵的青春年华证明了自己。

在之后的科研攻关中，邓子新团队开展了提高抗生素药物产量和创新药物的研究，提高了很多重要微生物药物的产率，获得了数十个新抗衍生物，申请了20 余项发明专利。

投身光谷促生物产业起飞

2009 年底，武汉东湖高新区继中关村之后，成为第2 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邓子新欣然接受了家乡领导的诚挚邀请，回到了武汉。

邓子新的到来引发了光谷生物产业人才的“森林效应”：他带来了一支上十位“牛人”组成的强大科研团队，他们分别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世界名校。此后，邓子新还力邀包括田波、卓银禧等8 位院士的14 个海内外团队入驻，并按照平台、人才和学科三位一体的模式进行团队建设。2010 年底，“组合生物合成与新药发现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批准立项，为光谷生物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筑起了一道强大的基础—应用—产业化密切联系的研究后盾。

“一个放大的产业，在生产过程中间所遇到的问题，远远不是我们原来在实验室里能够想象的。之前没有或者没有直接去关注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过程中的众多科学问题，现在可以不断研究成果，占有那么大的市场，做成那么大的规模，对国民经济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感觉非常激动和兴奋。”在光谷生物城，邓子新关注的前沿问题，不断发生着改变，审视的角度更不一样。“我们的重要历史使命，就是要解决技术与市场脱节的问题，充当催化剂的角色，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把实验室的技术推向市场。”

目前，研究院在组合生物合成、植物生物反应器、纳米医药、新发传染病、治疗性抗体、干细胞工程等全球前沿领域，都占有一席之地。对于这样的成果，邓子新深感欣慰。朴素的语言、谦和的态度、亲切的微笑，是邓子新虚怀若谷的学者风范；科学之风骨、赤子之情怀、强国之梦想，是邓子新毕生执着追求的精神境界。